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錢乘旦。

中國網北京11月1日訊  在今天舉行的中華文化學院、美國庫恩基金會聯合主辦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學術論壇上，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錢乘旦在主旨演講中表示，多樣性是人類文明最本質也是最重要的屬性。“文明優(yōu)越論”是站不住腳的。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成功與否，在于能否找到適合于自己的發(fā)展道路，尋找自身的發(fā)展道路是每一個國家最關鍵的任務。中華文明在經歷滄桑與苦難之后，作為文明多樣性的重要呈現，應該為人類文明做出更大貢獻。

以下是錢乘旦的主旨演講全文，他主旨演講的題目是《文明多樣性與各國發(fā)展的不同道路》。

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屬性，自從文明產生以來一直如此。人類的早期文明就具有多樣性特征，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長江流域的遠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特點，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各種文明獨自發(fā)展，并沒有產生“普世價值”。為了節(jié)省時間，我只把歐洲和中國做一些對比。

古希臘是古代歐洲文明的誕生地，和其他地區(qū)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臘以城邦制為其特點。在世界其他地方，像波斯、埃及、兩河流域，乃至中國，地區(qū)性的文明最終都向地域國家或“帝國”發(fā)展；希臘的城邦制卻是固化的，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結果，古希臘的輝煌文明最終消失在城邦的戰(zhàn)亂中，成為歷史的匆匆過客。

城邦制留下一筆遺產，即公民民主制，這被后人說成是“普世”的。我在這里只想指出：第一，希臘是一個奴隸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是奴隸，完全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第二，伯里克利式民主是一個特例，在雅典也只存在了約80年；至于在其他城邦則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在斯巴達。而且，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后，人們普遍把雅典的失敗歸咎于雅典的制度，因為權力的分散瓦解了城邦的力量。亞里士多德等希臘哲人對這個制度的負面評價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政治觀念，在此后兩千多年時間里“民主”被視為貶義詞。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羅馬，作為古希臘文明的直接繼承者，在諸多方面都體現古希臘的傳統，但它從來沒有出現過“民主制”，并且它最終發(fā)展成龐大的帝國。羅馬的變化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看起來羅馬比希臘更“普世”。西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進入封建時代，國家的權力被領地瓦解。盡管中世紀的歐洲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滿生機，但是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相比它卻落伍了。這以后，東、西方文明拉開距離，按照美國加州學派的估算，在18世紀之前的1000多年時間里，中國的GDP總量始終世界第一；東方“先進”、西方“落后”的態(tài)勢長期不變。

中國在5000多年前已經存在眾多“酋邦”，最終向統一國家方向發(fā)展，“夏”和“商”就是最早的地域性國家。公元前800年，當歐洲剛進入荷馬時代，周朝就用分封制規(guī)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會的等級秩序，而在歐洲，類似的制度要過1500年才逐步形成。分封制后來造成中國社會的嚴重解體，持久的戰(zhàn)亂延續(xù)了數百年。有過這一段經歷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紀統一中國，統一從此就成為中華古典文明中最珍貴的遺產，它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保證了國家的永續(xù)長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自遠古至今日未曾中斷的一個文明，政治統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統一這個因素，還有一種強大的思想粘合劑，那就是孔子的學說。孔子生活在戰(zhàn)亂不斷的時代，人民的生活極為動蕩，他因此希望結束動蕩，回歸秩序，因而設計了一套關于秩序的學說。這套學說成為中華古典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對戰(zhàn)爭，倡導公德、拒斥私利。幾千年來，它一直是中華文明的精神載體，保證了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須有兩個載體，一是政治的載體即國家，二是精神的載體即意識形態(tài)。中華文明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孔子的學說（精神載體）與帝國的結構（政治載體）高度結合，形成了思想與國家的完美對接。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繁榮有直接的聯系：凡是社會穩(wěn)定，經濟就繁榮；凡是社會動亂，百姓就遭殃。孔子學說之所以成為中華古典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有其深刻的社會學根源。

相比之下西歐的情況不是這樣，思想與國家長期未能對接。羅馬國家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tài)，等基督教成為“國教”時，西羅馬帝國卻很快解體了。中世紀基督教成為統一的意識形態(tài)，但國家卻被封建制度瓦解了。1000多年里西方一直“落后”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封建制度使社會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處在無窮無盡的動蕩中。因此，西方想要擺脫落后就需要整合社會，重新建立統一國家。這一次它們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國家形態(tài)，即現代民族國家。這種國家與世界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其他國家形態(tài)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體作為政治支撐點，以民族認同感作為思想支撐點。在這種國家的扶持下，西方開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崛起的結果是西方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由此而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社會——現代社會。從那個時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牽引機，整個世界都被它拉著走。“普世”之說也由此而來。普世主義的真實含義是將西方等同于世界，要求全世界都服從它。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全世界都被西方所瓜分，文明的多樣性不復存在了，文明之間的平等地位也不復存在。到19世紀末，西方的霸權終成定局，西方文明被視為“先進”和“正確”，其他文明面臨著生死抉擇。

然而恰在此時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形成了，這個運動叫“現代化”。文明復興的過程正是從這里開始的，復興的工具恰恰是“現代化”。現代化是從西歐開始的，西歐靠現代化完成了社會轉型。然而當西方依靠資本和工業(yè)的力量打開世界市場時，它也把現代化帶給了全世界。那些淪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開始向西方學習，首先擺脫西方的控制、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隨即發(fā)展現代經濟、完成工業(yè)化。到21世紀開始的時候，非西方國家的整體崛起已不可抗拒。

但各國的發(fā)展道路是不同的，沒有統一的現代化模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就連發(fā)達國家都是這樣，發(fā)展中國家就更加如此。因此我們看到有拉美模式、東亞模式、阿拉伯模式、蘇聯模式、新加坡模式……當然還有中國模式。非西方國家采用不同的方式完成或正在完成現代化，這是當今世界的趨勢。用強制手段推行某種“普世價值”只能造成災難，20年的中東動亂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幾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區(qū)：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埃及、伊朗……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這些國家找到了自我，恢復了信心，古老的文明獲得了新生。曾經因西方霸權而形成的文明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現在被扭轉，出現了我所說的“文明的回歸”。“回歸”意味著文明的多樣性再次呈現，文明間的相互關系重新平等；“回歸”也意味著人們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現代意義，用傳統的智慧去解決現代問題，比如：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個體與群體的關系，自由與約束的關系等等。現代化把我們帶進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文明將共存，人類將共榮，那不僅是理想，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畢竟人類生存在同一個星球上，只有共榮才能共存。